坚持底线思维，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红线。

改进服务始终是外汇管理工作的基础。坚持多元化和分散化投资，管好和用好外汇储备，加大优质资产配置，提高外汇储备经营管理能力，实现安全、流动、保值增值的经营目标。

深入研究托宾税、无息存款准备金、外汇交易手续费等价格调节手段，抑制短期投机套利资金流出入。从提出到实施经历了一个适应过程，比如有人担心五个转变会使外汇管理工作失去抓手，外汇管理部门失去权威，对改革心存疑虑。例如，近两年实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改革后，但凡守法合规企业均能充分享受到货物贸易外汇收支政策便利，仅简化凭证和流程一项就平均为每家企业节省工资费用约7万余元，银行办理贸易收付汇业务时间也由平均每单26分钟缩短为9分钟。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逐步从事前排查经济主体外汇收支的真实性转为事后举证查处违法违规经济主体。我们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加强外汇管理法规的长远设计和规划，着力构建适应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需要的外汇管理法规体系，一方面大胆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做好外汇管理法规的清理和简化。

要密切跟踪形势变化，针对潜在风险，加快建立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平台和指标体系，充实以逆周期调节为主的政策预案。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对于具备条件的地区可通过试点等方式，鼓励开展外汇管理政策创新。这些流动性绝大部分没有留在这些发达国家，而是流向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

央行在公开市场购买国债，也是一种国内渠道。另一种选择是不动存款准备金率而是开辟国内渠道投放基础货币。外汇储备下降不是坏事，减少外汇储备中负债形成的部分，挤出其中的水分，会减轻央行的财务压力。美联储已经启动退出量化宽松安排，中国央行蓄水的压力减弱，跨境资本流向可能出现改变，在2014年很可能扭转外汇储备只增不降的状况。

在存款准备金率下降到正常水平之前，这些工具的使用应该是辅助性的。央行最终通过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投放流动性缓解了货币市场的缺口。

从央行资产负债表看，首先转移到了商业银行的身上。这一时期中国外汇储备的来源构成发生了变化，从过去以经常账户顺差为主变为以债务性的资本账户顺差为主。中国成为世界上货币供应量最大、信贷投放最高的国家。这说明只控制了货币乘数这一端，但是另一端基础货币投放没有控制住，货币政策自主性和作用受到挑战

因此在通过利率市场化退出价格补贴，放宽业务模式选择的自由度，促进商业银行良性发展的同时，有必要加大政策性金融的发展力度和综合监管的力度。整个银行业可能不是资本不足而是资本过剩或overbanking。促进民营银行发展必须以健全的存款保险制度为基础。并可实施存款保险费率与银行规模正相关的定价政策，以抑制商业银行在规模上的过度扩张。

第二，对银行过度依赖的结构矛盾还表现为银行资产占GDP比例的相对规模已近极限。放宽银行业市场准入限制，允许民营资本创设社区银行、县域银行和村镇银行，将是银行体系增量改革的主要内容。

其次，低利率长期损害最终债权人利益，对于应对老龄化挑战十分不利，并且造成不动产投资的虚假繁荣。另外，长期以来政府采取的低利率廉价资本政策，导致了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的过度发展，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持续下降，这在一定程度解释了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份额下降，企业和政府份额增长的态势。

除了更有效地发挥国家开发银行等现有政策性银行的积极作用外，我们建议通过制定相关法律，创设国家人力资源开发银行，来促进我国的职业教育和劳动者技能培训。目前实施的存贷款高利差补贴很可能掩盖了银行业资本过剩的事实并导致资本过剩状态的恶化。（3）为了调动大银行进行支行分拆改革试点的积极性，并实现商业银行的差异化发展，银监会可以将支行分拆改革作为大型商业银行开展新业务和混业经营试点的前提条件。从国外引进的薪酬激励机制更使银行的短期经营目标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日益分离。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七家大型银行（四大国家控股银行加交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的总资产接近银行总资产的60%，如再加上其他全国性银行，占比超过银行总资产的88%。职能是国家职业教育资金的投放、信息服务和相关政策、制度的建设与实施。

信托等金融机构则扮演着银行资金的表外通道，并因此留下"买路钱"。中国银行体系的一个最大问题在于国家信用担保以及微观金融风险汇聚成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并最终转嫁给国家财政。

因此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角度看，通过制度变革促进市场定价和风险分散的股权和债券融资，实现大的金融结构调整已显得极为紧迫。短期内中国银行业降低成本仍在一定空间，但其作用是相对有限的。

房地产业、地方政府投资项目以及产品滞销、资金链紧绷的企业通过支付更高利率缓解了资金饥渴。因此，具有抵押品要求的信贷扩张助长而不是缓解产业结构的失衡。

因此，发展民营属地化小银行并建立健全存款保险制度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为银行体系形成一个风险分散可控、并能够自我消化的健康生态。市场准入限制和过高的存贷款利差，导致现有商业银行的创新和进取精神不足，贷款过度向国有企业和政府项目倾斜。就上市大型商业银行的股东回报而言，大型银行破产风险相对较小，股东的股权投资收益率应与公用事业企业或准国债收益率相当。经济和金融转型需要市场化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的协调发展。

因此监管部门需要放松业务管制，并做好业务发展的咨询和服务工作，帮助商业银行走好差异化发展的道路。我们做的国际金融市场数据分析报告发现，G20国家除了英国和法国外，其他发达国家2010年银行资产占GDP比例都在100%-200%之间，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在100%以下。

另外银行资产占金融总资产（由股票市值、债券余额与银行资产的总和）的比例，即使德国和日本这样的间接融资主导型国家，也分别只占46%和37%。市场性与政策性金融协调发展要解决两个问题。

1980年以来，德国80%的新增就业岗位是由不到20人的小企业创造的。可切断金融风险通过银行总分行制度向国家财政转嫁的通道。

目前尚未完成的是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的全面放开。其四，各级政府的公信力和市场信用基础难以确立和加强。该制度必须将存款保险作为所有吸收居民存款银行的法定要求。一是健全金融机构的激励机制与行为规范。

政府及其监管部门常常以行政的干预的方式"纠偏"，但其一刀切的做法更多引起行业共震和系统性的不稳定。其二是银行体系的总分行制度和大而不能倒定律将把各种微观风险汇聚成系统性金融风险集中转嫁给国家财政。

因此银行体系为小微企业提供信贷等有效金融服务无疑是中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中国已经达到200%以上。

我们将混业经营看作是分业经营限制的取消，金融机构可以根据自身优势自主进行市场定位和经营模式的选择。部分原因在于受体制、机制所限，生产性投资的新领域难以生成，增长下滑的同时却没有经济结构的转变和转型。